历史| 英国内战与教会

从1643年起，也就是英国内战时期（1642年至1651年），议会军在占领区设立法庭，审查当地神职人员是否合适继续传教。

他们的宗教议程体现在后来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1646年）和《威斯敏斯特礼拜指南》（Westminster Directory for Worship，1644年），也与《庄严同盟与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1643年）紧密相连。他们主张实施激进式宗教改革，尤其是消灭教皇制、废除（大）主教等级制度，以及在决定宗教信仰和实践时以圣经为先。

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郡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背景，因为在该地区，议会党与保王党的对立关系特别紧张，后者主要支持英国圣公会，而不是清教徒异见者。现存的文献记载可以让我们一睹当时听证会的内容和结果。

这段时间是英国教会历史的一个小小角落。但是，在这时期里面，人们的忠诚、信仰、习俗和良知都受到严峻考验，还与今日教会中的辩论和挑战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莱斯特郡约230名神职人员中多至四分之三都接受了议会委员会的审查，后者审查判断这些人是否是“犯罪分子”（也就是政治反对派），是否奉行错误的教会派别（不遵守新规定的议会形式和礼拜内容），以及是否拥有足够的道德情操来担任职务（以严格遵守十诫为核心）。对这些人的不利证据主要来自教区居民的投诉。

对于严重的轻罪，如政治异见、“教皇”行为，或是早先警告后的冥顽不化，犯罪者可能被剥夺生活来源，面临流放或监禁。轻者罚款，重者警告。如果神职人员默认及签署《庄严同盟与盟约》，委员会可以撤销或减轻指控。

违法行为

1643年至1660年（1660年，查理二世即位英国国王，王室复辟），该郡共有约七十五次神职人员罢免案，主要是存在违法行为。它们包括：充当保王党军队的帮凶，指认议会同情者并抄家；监禁个人；提供武器、补给和兵源；向教区居民勒索财物以支持保王党的战争努力；或者仅仅是在讲坛上广而告之保王党的政治宣传。

如，惠特维克的麦克尔·克罗斯利（Michael Crosley of Whitwick）曾经布道说，议会党比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和火药策划者更坏。对于那些抢先一步选择逃亡到更容忍其教义立场地区的神职人员，还有那些参加保王军并担任侦察兵、随行牧师，抑或是拿起武器的神职人员，都会被缺席罢免。这些人中也有人在战斗中丧生。

可以入罪的不仅仅来自讲坛上的发言。有几位是因为他们写下的言论而招人定罪的，虽然这些言论往往是在内战爆发很久之前就写下的。比如大执事费恩（Henry Ferne，生卒年1602年至1662年），他在自己的《良心的决心》（Resolving of Conscience）一书中称，“这个王国的分裂是可悲的…因为他们从…议会获取力量…还假装捍卫…宗教”。为费恩的书办理出版许可证的博特斯福德教区长也受到起诉。福斯顿教区长在发表的一篇证道的引言中写道，他“因为敬畏上帝和尊重国王而长期受折磨”，因而受到谴责。

这些驱逐并不总是和平进行的。1649年，在奈顿，保王党牧师英格（Inge）的同情者与议会党侵略者哈丁（Harding）之间发生“一场非常恶毒的暴乱”。相似的暴乱也发生在基布沃斯，帕金顿的托马斯·佩斯特尔（Thomas Pestell of Packington）在礼拜中途被人用枪指着胸口，他的《公祷书》也被撕毁。夜里，武装团体将一些牧师赶出住所，还毫无羞耻感地将他们的妻子奴仆和财产弃之于大道上，以便为替代牧师腾出位置来。

即使是那些依然坚守岗位的人也会受到恐吓。他们在布道时会遭遇反对者的大声斥责，有时还有开枪；不受待见的《公祷书》遭人抢走；信徒安排抵制活动，转而去其他教会聆听带有政治倾向的信息。

教会派别

对于错误的教会派别的投诉，主要集中在教会布局和仪式上违反了当时清教徒的指示。如在教会东侧保留石制祭台（如果是抬高且用护栏围起来，则会更糟糕），以及摆放雕像、蜡烛和其他暗示迷信的装饰物，都会受到谴责。

同样，遵守不被允许的节日，穿着被禁止的僧袍，使用不允许的手势，如鞠躬、做十字架手势或强制要求跪领圣餐，也是不被允许的。没有从《公祷书》改用新的《威斯敏斯特礼拜指南》也会遭致责难。教区居民批评希尔顿伯爵的牧师威廉·霍兹沃思（William Holdsworth）和山丘上的海厄姆的托马斯·斯特吉斯（Higham-on-the-Hill's Thomas Sturges）二十多年来一直进行着同样的布道，一直照本宣科，暗示这些一定是老旧的、现在已经不受认可的教义。

很多人利用各种伎俩来躲避指控，免得良心不安。他们摸棱两可地为“国家的大顾问”祷告，既是不想因为为克伦威尔祷告而疏远保王党信徒，也不想因为为国王祷告而激怒委员会。1650年代，神职人员主持婚礼为非法行为（仅能由治安官主持婚礼），在此期间，斯顿顿怀维尔的约瑟夫·霍尔特（Joseph Holt of Stonton Wyville）继续主持婚礼，还辩称这些婚礼都是合法的，因为他的治安官好友就端坐在教会里面。

其他人则坚决捍卫自身立场。他们声称自己受到恐吓、惊吓或欺骗，被迫支持保王党的事业。更有甚者，如达尔比的西奥菲勒斯·拉塞特（Theophilus Russet/Rusted）这样的人直言称自己不在乎是否会被取代，他不会妥协，也不会转去支持《威斯敏斯特礼拜指南》这本被哈伯斯博斯沃思的杰姆·莱斯（Jem Rice of Husbands Bosworth）大胆称之为的“一帮虻虫”设计出来的“肤浅物”。克莱布鲁克的安德鲁·拉蒙特（Andrew Lamont of Claybrook）则是称教会1500年来一直运作良好，所以为何现在“一些驴脑袋”想要改变现状呢？

道德松弛

村里人称呼索默比的托马斯·伯德（Thomas Bird of Somerby）为“酒鬼、污言秽语、亵渎安息日的人”，他的案例可以概括针对道德标准的标准指控。协助和教唆他人违反安息日，如去酒馆、游戏、唱粗俗歌曲和做粗活也同样遭致谴责。奈尔斯通的约翰·哈伯克（John Hubbock of Nailstone）因为涉嫌购买足球、毽子和铲板而受到指责。安德鲁·拉蒙特还据称允许在周日游戏连连。其他一些人被指控存在赌博，还有些人面临更严重的指控，如买春、私通、通奸、入室盗窃和严重人身伤害。1650年至1660年间的《奸淫法》规定，通奸（及乱伦）者将被判处死刑，私通者将被判处三个月监禁。

以上事件影响到拒绝与议会保持一致的神职人员，但是，等到了君主制于1660年在英国复辟时，靴子踩到了另一支脚上。保王党的支持者通过一系列法案，以同样歧视性的做法重建英国圣公会。他们要求对议会党方案进行种种报复，将他们驱逐出教区，有时也甚至是强行驱逐，总之就是要阻止不信奉国教者发起的浪潮。反长老会的《教会统一法令》（Act of Uniformity，1662年）引发了“大驱逐”，成为英国教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但是英国上下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认为不能因为宣誓效忠君主和必须接受英国圣公会主教的按立而妥协自己的原则。

反思

这是一个令人坐立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当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小集团占据上风时会发生什么的时代，以及有信仰的人在教条主义原则的名义下会偏离虔诚有多远的时代。是的，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风气，我们不应用另一个地方和时代的价值观去评判一个时代。不过，有些人可能会反思，当时的情况与当今的争论和派系之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区别。

今日，许许多多神职人员和他们的会众，都在为自身信仰而陷入困境，到底是忠实于长期坚持的传统和教义，还是背叛自己的良心，默许被误导的派别强加给他们的无理要求呢？一些人发现自己只因为提出争论或是对自己多年前的言行作出反思而遭致抨击、围攻、伤害或取消。分裂和压制就在不远处威胁着我们。或许英国教会历史上的这处小小角落终究距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

文章取自Christian Today。原作者尼克·米勒（Nick Miller），其新著《莱斯特郡的教会历史》（Church History in Leicestershire）详细介绍了上述事件以及莱斯特郡从亘古到20世纪末的整个教会历史。